超过八成的留学生学成后选择回国，这是个人的自由选择，还是中美两国心照不宣的共同结果？ 美国为何留不住人，中国又为何不再对所有海归照单全收？顶尖科学家的离美潮，或许正是理解这一切的关键线索。 先看数据。近些年完成学业的留学生中，超过八成选择回国，2024年一年回国人数接近50万，同比增长近两成。 回流的不只是普通留学生，还有站在科学前沿的顶尖人才。物理学家王中林发明了纳米发电机，这种装置能从周围环境中收集能量并转化为电能。 工程师孙楠找到了让芯片类器件更小、更便宜的方法。生物学家付向东发现了一种疗法，能把小鼠脑细胞转化为神经元，这一过程未来或许有助于逆转人类的帕金森病。 这些成果都是他们在美国顶尖大学工作期间取得的，其中包括佐治亚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。如今，三人都已回到中国。 他们是越来越多离美归国的中国科学家中的代表。这些人里，许多在美国打拼了几十年，有些甚至已经入籍或取得了永久居留权。 照理说，美国并不愿意放走这样的人才。美国也想留住顶尖留学生和科研骨干，但政策不断收紧，舆论环境也不允许，最终能留下的并不多。 表面上，美国依旧高喊欢迎；实际上，一道道关卡让人望而却步。那么，究竟是什么推动了这股离美潮？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，过去几年美国的研发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，转折点是“中国行动计划”的启动。这一计划原本旨在打击经济间谍活动，执行中却在种族层面针对了许多华裔科学家，以及与北京有关联的科学家。 原本以安全为名的举措，逐渐演变成对特定群体的普遍怀疑。“中国行动计划”由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推出，当时正值唐纳德·特朗普的第一个总统任期。到2020年，美国其他机构也纷纷跟进，开展类似调查。 一项由司法部发起的计划，就这样扩散为多个机构参与的大范围审查，波及的科研人员越来越多，学术界的紧张气氛也随之蔓延开来。 大多数案件已经与间谍活动或知识产权窃取无关。调查重点转向了另一 类 问题：华裔科学家在申请科研经费时，没有披露自己与中国机构的联系。 这些联系包括用于合作研究的差旅资助，以及在两地同时担任学术职务等。指控的性质悄然改变，“间谍”变成了“未披露”。 问题在于，这类做法过去在学术界十分常见，很多时候还受到鼓励。国际合作、跨国兼职本是科研交流的常态，可一旦对象换成中国机构，这些联系就突然成了问题。 同样的行为，因为所涉国家不同而被区别对待，许多科学家由此感到困惑和不安，也开始重新评估自己在美国的前途。 许多案件后来因证据不足而撤销，但针对众多科学家的持续审查已经造成了长期影响。不少人失去了科研经费，实验室运转受到严重干扰。 一位受访者解释说，稳定的经费对科研至关重要，研究不可能某个时期资源充足、随后突然一无所有，那样根本无法继续。很多人的职业生涯就是这样被毁掉的。 这正是“一边喊欢迎，一边层层设卡”的真实写照。美国需要高水平科研人才，却又不愿给他们足够的信任与安全感。 对科学家来说，案子撤了并不等于伤口愈合，经费断了、团队散了、名誉受损，这些代价往往无法挽回。留下来的成本越来越高，离开就成了现实的选择。 付向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这位知名的分子生物学家当时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担任教授。2019年，针对他与中国机构关系的调查启动。 他始终坚称自己从未有过任何不当或违法行为，但调查仍然改变了他的科研轨迹，也让他在美国积累多年的事业面临中断的风险。 他的科研经费被取消，还被禁止在四年内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（NIH）申请资助。NIH是美国学术性生物医学研究最大的资助方，被它拒之门外，就意味着失去了最重要的经费来源。对一位依靠实验室开展长期研究的生物学家来说，这几乎等同于切断了科研的命脉。 付向东回忆，一些研究项目因此中断，很难再继续下去。在美国，他赖以开展工作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国内正在为这些科学家提供施展空间，回国逐渐从一种无奈的退路，变成一个充满吸引力的选项。 许多人回国后在高校担任高级职务，例如研究院院长，还有人在国内创办了自己的研究机构。工作机会是重要的吸引力。 对在美国遭遇经费断档、发展受限的科学家而言，国内提供的不仅是一个职位，更是一个能够重新组建团队、延续研究方向的平台，这让回国的决定变得更加从容。 付向东现任西湖大学讲席教授，并建立了新的实验室。西湖大学是位于杭州的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。他说，自己在美国和其他地方也收到过邀请，最终选择西湖大学，是看重这所年轻大学高效、丰富的科研环境，以及能够接触到顶尖人才的机会。 谈起回国后的经历，他说：“我回来的时候孑然一身，连一张纸都没带，但半年之内实验室就满员了。在美国，你根本找不到这么多高素质的人。”这句话道出了国内科研人才储备的厚度，也说明顶尖科学家回国后能够迅速重新起步，人才与平台之间正在形成良性循环。 不过，国内敞开大门，并不意味着来者不拒。如今的引才更讲究
